在3月3日的週三性別座談會上，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和人類學的博士生吳玥涵從“風險是對當下環境認知的產物”的角度出發，從關係入手，為我們剖析了“風險”作為一種概念是如何在中國西南地區針對宮頸癌預防的實踐中被構建的。

她首先介紹了注射HPV疫苗作為一種在一定範圍內能夠預防宮頸癌的手段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一方面，中國許多尋求注射疫苗的女性已經同時具備了女性-病人-消費者的三重身份，她們甚至願意也有能力為此去到香港等地，在承受高昂的時間和金錢成本的前提下完成HPV疫苗的注射。另一方面，儘管如此，中國仍然缺乏足夠的醫藥基礎設施和針對健康保障的投入。由於宮頸癌導致死亡的案例有將近百分之九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而其中有五分之一就發生在中國。

吳玥涵分析，在中國，癌症預防在政府-醫院-個人三方的互動之下進行。政府一方面推動公共健康建設的發展，一方面卻又將責任置於個人之上。在醫院的層面而言，在醫學技術不斷發展、相關專家不斷增多的同時，醫患之間的信任危機卻難以解決。除此之外，擁有更高技術和更好設備的專家對更底層的醫生也缺乏信任，甚至由於長期高負荷地工作，醫生對自己本身的工作狀態都充滿懷疑。從參與宮頸癌預防的中國女性個人來說，她們作為風險的中心，既要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又要扮演家庭中屬於她的角色，而她個人需求的重要性則往往被放在前兩份重擔之後。

通過在重慶一家醫院所進行的長達12個月的田野調查，吳玥涵發現，與其說宮頸癌是屬於貧窮的癌症，不如說它揭示了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社會變化和人們在社會發展中對更美好未來的嚮往。免費的癌症篩查只能在特定的時間段、在戶口所在地獲得，而農村女性作為宮頸癌的高發人群，她們之中的許多人往往在城市工作，只有在特定的假期才能回到家鄉進行篩查。中國宮頸癌篩查這樣的獨特困境應該在中國社會現今的發展變化中得到解釋。在觀察醫院是如何應對和HPV有關的宮頸癌患者時，演講者發現，生育作為核心的概念影響著醫生如何對病人的案例進行處理。如果病人年紀較輕且尚未生育，醫生往往傾向于選用更保守的治療方式。

吳玥涵從關係入手，認為可以從風險的主體、主體處在風險中和風險的關係三個元素來探討中國女性在這樣特定的環境中是如何應對風險的。她總結道，女性在處理她們和HPV的關係時，總是在同其中的不確定性打交道。在中國，針對HPV感染的汙名化仍然存在，社會輿論往往將其同私生活混亂關聯起來。而雖然男女都有可能感染HPV，但被汙名化指責的物件卻只是女性——在現在的中國，只有女性能夠接受HPV檢測。即便有女性懷疑是她們的異性伴侶將病毒傳染給了她們，對此她們也無從驗證。另外一種不確定性還在於感染HPV和宮頸癌本身複雜的關係中：並不是每個感染HPV的患者都會發展至癌症的階段，而每當遇到壞的結果，病人則往往會懷疑是自己的錯。由此，女性從遭受風險的主體變成了風險所在的中心，因為她們承受著對自己給家人帶來風險的恐懼。

–由性別研究課程文學碩士生張喻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