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15日的週三研討會上，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的戴海靜教授分享了名為“獎懲或需求：中國三種勞動制度中的家庭照料責任與求職”的研究。戴海靜教授採用定性與定量混合方法，對香港、深圳國有單位、深圳私營企業三地人力資源從業者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以探討雇主如何評價及對待承擔不同家庭照顧責任的男性與女性求職者。研究發現，強調能力、競爭力與效率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注重家庭責任的中國傳統道德體系，父權制框架下的性別規範與性別分工，以及勞動者權益保障政策與家庭福利政策的結構性資源與約束，四種機制共同作用，導致家庭照料責任對就業與職業發展產生性別化影響，並在三種不同勞動制度下有所區別–就香港這一自由經濟體而言，男性會因承擔家庭照料責任而獲益，而與之相反的是女性求職者所面臨的母職懲罰；對於經歷疫情後經濟衰退的深圳私營企業，出於對效率的強調，承擔家庭照料責任對男性和女性求職者都將面臨更多質疑；而獎懲之說似乎並不適用於強調集體效能的深圳國有單位。

撰文: GU, Yuxuan

如何兼顧工作與照顧兒童、長者等家庭成員，向來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本港街頭及媒體不乏照顧者的廣告，有的來自非政府組織，有的則是政府宣傳，無一例外均是呼籲公眾多關心和支援家庭照顧者。

香港近年接連有照顧者懷疑不堪壓力，釀成倫常慘案。有鑑於此，當局由本年度起，展開為期三年的宣傳活動，舉辦照顧者為本的計劃和公眾教育項目。大中華地區乃至全亞洲的家庭照顧者危機，可見一斑。

本次分享的戴海靜教授指出，箇中原因或許與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少子化、女性覺醒有關。而新冠疫情下，幼稚園等暫托機構遭勒令關閉，照顧的責任再次落到家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上，照顧者危機進一步惡化，亟需更多關注。

以往一般認為，母親的身份在職場構成劣勢甚至懲罰，具體表現為薪酬的性別不平等。市場認為照顧者缺乏競爭力，對女性照顧者的歧視尤為明顯，而目前的研究較少從僱主的角度開展，戴教授認為這是學術方面缺失的一環，因此決定由此出發，採用基於履歷表的調查，配以訪問等方法，研究三個不同的市場領域，即香港以及深圳的公私營界別。

本港有較完善的福利制度，奉行不干預的新自由主義，而且1997年主權移交後出現了儒家思想復興，更重視家庭。分析數據後，戴教授發現本港職場不論公私界別，都認為照顧家庭是美德，也是可靠的象徵。然而，僱主仍然不偏好母親，因而她們在零售業等初級職位較受歡迎。在評判男性工作能力時，僱主多以專業為標準，而對女性則會同時考慮工作專業以及照顧職責。相比兒童照顧者，僱主更願意聘請長者照顧者，他們不覺得這是歧視，因為他們認為當母親是個人選擇，照顧長者則不是。香港僱主普遍不歡迎延長產假和帶薪家庭假，認為家中長者及兒童等應該由老人院舍等機構照顧。

據我個人了解，近年不少港人外移，本港多個行業確實正面對人力短缺問題，當局曾表示釋放女性勞動力是可行方向，有社企更專門協助「全職媽媽」，以彈性工作模式重返職場。

而在深圳，私人企業普遍追求利潤，往往忽視保護勞動權益。僱主認為照顧者對工作並不用心，不歡迎兒童、長者的照顧者，不論性別，都充滿敵意，不過大公司會較寬容。深圳私企認為員工應該自己找人照顧家人，例如祖父母，也認為照顧責任是家事，基於公私分明的原則，不應在職場提起。他們認為市場應該不受管制，更明言從不理會勞工法例，否則沒有公司能營運下去。在僱主眼中，二孩、三孩政策破壞勞動市場，認為給照顧者提供現金資助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是企業本身。

相比之下，深圳的政府和事業單位等公營市場，情況則更有意思。鐵飯碗不怕丟，不過薪酬較低。僱主對於員工的評核，並非以個人為單位，而是看整個團隊，重視團隊精神及意識，強調和諧、互惠、合作，而非競爭，也恪守勞工法例，尊重員工的各種需要，包括照顧家庭的責任。僱主不歡迎45歲以上沒有家庭照顧責任的人選，有的尤其不喜歡30歲左右沒有孩子的女性。政府及事業單位認為，女性員工若希望懷孕，應該有計劃、按部就班，否則產假期間無人可以頂替工作，大失預算，因此他們不喜歡員工沒有提前通知便突然懷孕。總之，他們認為員工應該知道，要鐵飯碗，便要有很多的權衡取捨，譬如低薪、生孩子要「排隊」。

戴教授認為，日後的研究應更關注勞工制度、僱主的想法、社會福利制度。家庭究竟是公共抑或是私人領域？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更好的父母或是更好的僱主、體制？照顧責任應是一體的、協調的，僱主也應當參與其中，讓兩種「生產」（創造production與生育reproduction）不再對立。

撰文: CHEN, Shujun